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在朝露中的热带雨林中玩耍，那里有粗狂的大树，也有甜甜的小花，还有温暖的“世界之光”，于是她沉醉其中，她沉睡在了绿地绒绒之上。然而一觉醒来，身旁是焚烧森林的野火、破坏的推土机。所以她不知所措，满是惊慌的茫然。 
          这个《this is it》里的背景画面，或许是MJ歌迷们现状最好的描述。凌晨两点看完首映，影院里大多是悲伤的双眼。守候在一旁的媒体记者们于是有了关于梗咽和泣不成声的材料。
         一场本来属于他音乐生涯结束的演唱会，最后成为了人生结束也永无法进行的演唱会。但是昨天，我们仍然在那些琐碎和摇晃的片断中感受到了，那看似已经很瘦弱的身体却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能量，和那张失去往日光辉有些落寞的脸下真诚的爱。
         电影的制作方没有很刻意地煽情，所记录的都只是演唱会筹备阶段琐碎的记事，亲和而幽默。就好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被平凡的人误解、被某些媒体作为谈资的曝露个人隐私、被一些贪婪的人深深地伤害，然而他从被有过高调的反击，只是继续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因为，在这个小小星球里总有一些能理解信任他的灵魂。
           影片的最后，一束光投向银幕，先前的小女孩举起手中生生不息旋转的地球。打出MJ的亲笔字：我爱你们。只是，随着这一束光圈，再也不会有人从中跳出忘情的舞蹈，也再不会有人在追光下静静地用爱的灵魂歌唱；再不会有人腼腆地对着舞台下说：“for love,god bless you ”……
              天才的表演结束了，永远结束。 然而，也许很多年后，只需一个声音、只需一个简单的步伐，或者似曾相识的穿着，你就会想起一个伟大的灵魂。无需纪念，因为星空永远闪烁。

 嗯，长沙就是这样，有点什么鸟事，路就不通了，然后傻不拉唧地就把路给封了。昨晚车到了劳动广场，交警就在示意绕行，只得干脆下车，走到贺龙。人山人海，狗都吓得夹着尾巴悻悻地疾走。

          在贺龙门口等睿哥，几头傻黄牛过来贩票，蛊惑群众，300卖500，我说你得了吧，再过30分钟你卖到200就不错了。有几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却也在这里寻找黄牛，说400块买了两张假票，抱怨河蟹社会不和谐。

           进到场内，人很多，但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才知道，在贺龙门口的那些人有些本来就不打算进来，就在门外听听咯。也罢，反正音乐连国界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被小小的门关上。

         “纵贯线”对我们这拨人来说，其中有三位，怎么拎出来，也都是天王级别的，其中有两个应该还是教父级别的。昨天开场和闭场都唱的是新歌《亡命之徒》和在亡命之徒上面加了几段说唱的《出发》，亏得李宗盛和周华健一把年纪了还在说唱。整个演出里大概穿插了四五首纵贯线的新歌，新歌总的来说是不适于收藏来听的歌，貌似就罗大佑创作的《天使的眼泪》还稍微有那么点意思，其他的新歌大多有些糙，不过现场感很好。

          精彩的地方，都是炒现饭的时候。老歌从《鹿港小镇》开始，全场沸腾。“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这首歌似乎点唤起了7080人们的那些没有城市的田园牧歌梦。

         接着，张震岳、李宗盛、周华健、罗大佑顺序出场，他们唱的都是流行歌曲中记忆很早很深的歌曲，《爱的初体验》、《当爱已成往事》、《凡人歌》、《花心》、《朋友》、《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童年》、《恋曲1990》、《你的样子》……

          昨天的演唱会总的来说，于我而言，除了开头的《鹿港小镇》外，没有特别激动的时候，因为每首歌都很熟悉还有老友般的温暖。大多数时候不是在静静地听歌，更多是在时光穿梭般回忆。总在想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反复听这首歌，这首歌背后的女孩和乱七八糟的少年时代……然后就不知不觉地也跟着大声唱了起来。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声音大抵跟55岁的罗大佑一样沙哑了。

         散场后在场内还坐了一二十分钟，出去的时候，发现演唱会的盗版碟已经出来了。效率之高，是市场机制给予的迅速反应。

          打不到车，去旁边长广电睿哥的办公室坐了下，扯了一些工作、生活之类的人生大义。聊到12点半出来，在楼梯间上厕所，看着“男”字就进去了，出来的时候发现“男”字上面还有个“女”字，“男”字后面还有三个字“士自重”……呵呵，这肯定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厕所。

          打车，司机不知道在听什么电台，在播《滚滚红尘》，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最近听歌总是那么给意境，抹抹嘴巴去睡觉吧。

        

          9月的下半个月开始，到12月之前，也就是秋天和初冬，是长沙最舒服的季节，凉风不知从哪儿就吹了过来，把那一份燥热驱散。这是一个暑假之后，开学的日子。兄弟们一起坐到校外的夜宵摊上喝啤酒扯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今天下午下班，坐车去了河西学校那边吃了一个饭，然后在学校四处走了走，接着走湘江一桥从河西走到河东。心情也从简单的轻松走向复杂多虑。湘江西岸的那一小片土地是这个城市我最留恋的地方。走在桥上，电台里正好在在播《且听风吟》，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与匆忙，依稀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待风将她埋葬……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
         听着听着，眼睛像被江风吹进了什么，开始模模糊糊。
         最近感觉工作越来越令人烦闷，那些假大空的辞令让我几乎得了语言匮乏症。但似乎好像暂时也没有什么决心离开。在江上，看着江中的浮标，我才觉得曾经向往“在路上”的流浪的我好像还是依赖这所谓的稳定。
         昨天，那只和我相依而居的最后一只乌龟，从七楼的宿舍移居地面以下，留下我独自孤单。乌龟从上个星期开始好像不太吃东西了，但我以为是突然天凉的原因，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这些乌龟们陪我大概也有2年半了，其中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在睡觉，来度过寒冷的冬天。这一年的时间，只用盖上一块小棉布，时刻保持棉布湿润就可以了。待到天气暖了，乌龟们就会拨开棉布。
         如果上天给人类一个休眠的季节，我愿意选择燥热的夏季，用睡眠来凝固我杂乱的欲望。
         沿着湘江走回家。翻看过去在秋天里写的博客，2005年的这一天恰好也写下了一些东西，那是大学的最后的一年。一不留心就四年了，四年前那一个叫宝宝的人，现在在另一个人身上被叫起。心中那些最美的旋律，还依稀记得。
        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
（且听风吟12.1）

故作娇态的花儿

你是抹不干泪水的坟茔

在腥恶的泥土上嘁叹

忽然

耷下破败的花朵

然后

糜烂成泥

吞噬新鲜的小花。

           真受不了了，周一才交的四千字的稿子，昨天又交了两篇修改稿，今天又来催稿子了。无聊的稿子，没人看的应付稿子，受不了，不是一般的想不搞了，叫我去支边两年也成。

          所谓“dang”（3声）的新闻事业就是这样无奈，还有无chi（同前）。星期一去中运会看到了一个真实版的“很黄很暴力”。卫视的记者去采访一个获了铜牌的湖南选手，问他对后面将要参赛的湖南选手有什么期望，哪个选手嗯了半天没出声，记者就说：“你就说祝后面的选手多多努力，赛出风格，赛出面貌，为湖南争光。”此人就照着说了一遍……

             无奈。

            现在我对工作这件事非常烦恼，因为我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乐趣。但在没有新的去向之前，又实在是鸡肋情节过浓。

            前一阵子搞报庆，我才发现“湖南日报”最初的许多主力骨干，都是1949年8月15日前一天还是国民政府《中央日报》的记者。终于发现战争年代媒体翻云覆雨的力量了。比如，1949年，一位老教师因为不满某个主张暴力革命的政党军队进入长沙，在长沙城外自杀殉国。在持某一立场的记者来说，很容易把他的自杀处理为“因不满政治黑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某政党牢牢控制住媒体是因为曾经的作为与记忆的可怕。

           据某采访了湖南日报创刊元老的记者说，1949年，湖南的中央日报，除了总编以外，其他的人就全是地下党了。以至于湖南日报成立的当天只是发表了一个声名“接收原《中央日报》”，记者编辑照常上班干事。所以，可以从1949的大背景下理解那个年代国民党的败退已不可避免。不论当时的民间报纸，即使作为国民党传声筒的《中央日报》早已沦入他手。宣传机器的失效，导致国共相争时，即便是“长春之围”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在后方还没有人知道。宣传利器不但可以制造谎言还可以掩盖真相。

         报庆当天发了一张“湖日”的创刊号。发现和现在本报的结构差不多，第一版是头条是“朱毛”二人的安民告示，然后是各界拥护解放军进长，然后又是各界反对国军余部破坏一些战备设施，然后是长沙“解放”的社论。第二版是中共中央一些领导就“新政协”的讲话，还有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庆祝发言之类的话。当然，这张还印着“中华民国”纪年的报纸，也在报道着某些人不但在终结一个政府，还在鼓捣终结这个国家的筹备。第三版是副刊，有一些联俄反美政治意味很浓的东西。还有那个很能“屈”的郭沫若的文章——《实现日本的民主化》，还有他的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大多文章文学性很低，有目的的政治性很强。第四版是外地国际消息，转载新华社的稿子，是一些已“解放”各地区各界积极拥护党的政策，恢复生产之类的消息，还有一些国外的消息，基本是苏联和古巴的。粗略的数了一下，在这四页纸的报纸上，有3篇郭沫若的文章，内容当然不是《天上的街市》。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找资料看看这个“诗人”究竟这么“热情”的在写些什么。

          这些报纸，今后的某一天它必将成为某种见证的材料。

         

          好久没听老狼那傻哥们和高晓松来一首同桌的你了，刚刚听了鼻子一酸，听这些歌的日子真得太久了。现在两人都步入中年，不免开始唱一些、写一些二不啦叽的歌。他们在歌唱和作曲技巧上已经炉火纯青了，但缺少了年轻时代那种单纯和直透人心的小灵气，所以他们不免没落了，留下的只是那些过去岁月中简单的声音。

           每一代都有属于每一代的歌曲。跟一些88年以后的朋友聊天，发现他们并不知道罗大佑、李宗盛、高晓松、beyound等等这些属于我们那个时代喜欢的歌者。而我们对于前辈们的苏联歌曲、革命歌曲倍感厌倦。 最近，报社在排大合唱，唱黄河大合唱和《放下了三棒鼓，扛起了红缨枪》，每次唱的时候我都很想睡觉，特别是后面这一首迎合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女独有一句很高亢的“家破人亡去逃荒”——这首歌将在报社60周年的夜晚被唱起，真是不甚有趣。好的结果是，这首歌再被唱起唱起的只是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记忆，而不将那种附着的意识形态流传下去。

           原本，我是很喜欢夏天的。虽然它热得让我以为皮肤是另外一件厚厚的外衣。

            在我的印象中，夏天好像是轻松、自由，有一点孤独，但是又有许许多多期待的。

            上学时，夏天就是假期，可以见到父母、许久不见的好朋友。夏天可以外出，去海边、去那些还存期待的城市。夏天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艳遇”，或者是爱情。

           2005年的夏天，我去往一个城市，做完了一件多年想做的事，然后把一段感情终于能完全的放下。这年夏天，我又认识了一个女孩，舒服地相处，自然地恋爱，如漆似胶。那是毕业前的一个夏天。

           2006年的夏天，毕业了，我从学校搬出来，住在岳麓山脚下的一个农户家。寝室里的爱华、波波、小智还有我爸这个农家的一层楼都租了下来。那年，我们喝酒、打牌、骂娘、看世界杯。最后，意大利夺冠了。这一年，一个女孩走出了我的生活，另外一个女孩又走了进来。走过来走过去。这一年夏天，我在潇湘晨报实习，我认识了小古，他的愤怒、他的“骚”这是此后我一直关注晨报周刊的原因。还有当时周刊旁边的策划部的一个女孩子，每天下午四点半就开始打一个同样的电话，给同样的几十家报亭，说同样的一句话：“老板您好，请问今天潇湘晨报的销量……那么长沙晚报呢……三湘都市报呢……好，谢谢你老板，祝你生意兴隆。”后来，我开始怀念校园生活，决定考研。再后来，我从考研变成号称考研……在学校周围多呆了半载，甚至还参加了一些社团的活动。

          2007的夏天，我来到湖南日报。我买了几只小乌龟，如今还剩一只，死去的他们没有办法和我一起搬进未来我在这个城市的居所。这一年，小万哥，从长沙背着几个大蛇皮袋子去了北京，我在站台上送他，从来都很有霸气的他，眼泪汪汪。那个时候，我只是更加感到了孤独。或许，如果还有爱情，他不会离开吧。如果没有爱情，我很可能比他先走。但是直到现在，我还在这里。这个越来越讨厌又越来越难以离开的长沙。我只是觉得他一定能成功，我们也一定能还在一起为了吃一顿肥肠起着小摩托车到偏僻的角落里寻找，也一定还能在湘江边点上520支蜡烛、放48响的礼花，引着所有人侧目。这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正式成为了一名记者。

            去年夏天，我工作一年，但我却好像记不起发生了一些什么，非常平淡。只记得似乎不如今年这般热，记得开始慢慢进入工作的角色，记得好像什么也不曾记得。

           我想这个夏天能快些过去，它热得太过严酷。

         《达摩流浪者之歌》9.14移除

         又是一个月了。

         本来在周初是计划去听万晓利的，临到今天，还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去成。总之，我现在特别不想去人多的地方。回到家里，自己放万晓利的歌，边听边写边发呆。

         这是黑色的一周。我为女友家里发生的变故而难过。但，我好像既找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也找不出什么温暖又美丽的话说给她听，以让她不那么难过。

         我似乎又到了大学时某一段时间的状态：讷言。不会说也不想说。

        4年前的2005年，看过一部小成本电影叫《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当时看得温暖而悲伤，那种交杂着母女俩之间复杂感情与情感付出、奔走之后最终的落差，打动了我。四年之后，我看了一部类似的电影叫《我们俩》，虽然是同种类型的影片，却是两种不同的情感。

         当年看了电影后，又去看了原著，张洁的小说《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就猛然想起了几篇文章——梁实秋的《槐园梦忆》，阿城的《父亲》。它们都是悼念亡故至亲的词句。当时读得都很感动。甚至能背下一些词句：“多少朋友劝我节哀顺变，变故之来，无可奈何，只能顺承，而哀从中来，如何能节？我希望人死之后尚有鬼魂，夜眠闻声惊醒，以为亡魂归来，而竞无灵异。白昼萦想，不能去怀，希望梦寐之中或可相觏，而竞不来入梦！环顾室中，其物犹故，其人不存。”梁先生对于元配的追怀那时感动了16岁的我，虽然不久之后，梁又陷入了与续弦韩菁清的缠绵之中。

        当然，这早已无关思念本身。日子似乎本来也得这样在痛苦与遗忘的拉锯中缓慢调整到庸常的道路上。只是那些曾经的点滴情谊、故事、默默的温情还是经常会被我们想起，成为感念。剩下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去到我们都不知道的遥远地方。然而，这些痛苦无依的日子终会成为我们心中最坚实的一部分，怀揣着无定期的悲涩和那些温馨的回忆往前奔走。这样逝去的他们也就不会离开，而在某处与我们一同分享这个还有期待的世界。

              这一天好像还是很平静地过去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像是什么也没发生。除了网络大面积地“不能显示”、“正在审核”。

             一些尚存记忆的台湾人、香港人还在执着地点燃烛光，点亮黑夜。

             今天没有悲伤、没有哀鸿遍野，除了一些人在冷漠地开着玩笑，或者轻松地说“远离政治”。他们所混淆的是个人的权利而无关政治。

          今天，主流媒体只说了一个有意思的消息，是朝鲜如果重演50年代初侵略韩国的一幕，美国不惜一战。一群特别能爱国的爱国机器振奋了，各种奇怪和耸人听闻的言论出来了。“中朝联手核战争”、“美国想动手不看看中国的脸色？”、“若朝鲜半岛开战美必参战，中必必参战！！！若不战，后患无穷！”、“我立马回部队干死美国人”……

          这些尊贵的爱国机器，日子过好了点，斗争妄想症却日益严重，你们要打仗你们去，去打这荒谬的战争，为杀人魔王的金家王朝万万岁去做炮灰好了。

         20年，不算长久，可以让一颗淡漠的心忘记的无影无踪。20年孩子们早已成为稳重的中年，他们中那些当年的满腔热情或许早已冷漠、刻意遗忘、也在内心深处疼痛。

          但是，这一切都将不会被抹杀掉，那个夏天，那些广场之上激昂的青春，并将在某个日子为人重新重要地记起。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触发了台北大批市民的暴动、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居民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抗议，遭驻署的卫兵攻击，从此该事件由请愿转变而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并触发由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所累积的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部队镇压。死亡人数从一千至几万不详。

          从1947年到1987年宣布“解严”的长达40多年时间里，二二八一直是台湾政治及社会生活里的“禁忌话题”，这些我们从很多影视作品里都可以看出，有名的比如《悲情城市》。二二八后，由于武力镇压的威慑，当是的台湾的菁英阶层顿时噤若寒蝉，心态上混合了恐惧、绝望和不屑，瞬间从公共事物的领域退缩，对政府工作不再感到兴趣，对政治冷感。许多人开始只关心自己的生计，“人人埋头做事”。许多人开始加入国民党，虽然他们有的对这个党无所热爱、有的痛恨。但是加入这个政党就像是理所应当一样，因为“人人都在入”。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幅滑落，许多知识份子惧怕迫害不再谈论或涉足政治。而国民政府借此加强对台湾地方的控制，结合地方派系担任地方官或提名参选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组织（如农会、渔会、水利会），结合地方政府机关与国民党地方党部，以贿选买票来左右选举，职位分赃来巩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势力。

          在那个不议政治的年代，在那个稍有反对便被说成“通匪”颠覆政权的年代，台湾因为“十大建设”，经济迅速腾飞，成为了“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就令人瞩目。

          然而，1978年美国宣布与国民政府断交、1979年发生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党外运动的兴起、蒋经国执政晚年迫于国内外情势逐步进行政治自由的改革、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成立……一连串的事件迫使着高压政治的松弛。

            终于，1987年国民政府宣布解严。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大量涌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1995年，当时的总统、国民党主席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受理二二八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同年，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现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

            40多年，二二八终于得以被昭雪。虽然，现在，他不断成为有心政客作为攻击国民党的罪证和支持“台独”的材料，但他的的确确成为了影响台湾日后不知多少个十年的去向。正是由于二二八，也才使台湾社会在长达40年的戒严后有了打破压抑，开始有表达的勇气，活络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生命力，从沉闷单一逐渐多元化、自由化。

          他们走过的路，亦是我们正在走的路，沉闷的年代，我们可以低头弯腰走过那些狭窄的“通向广阔”的通道，但请心灵多一份明亮和弹性地坚持。对20年前满怀单纯理想挥下过血汗泪水的你们永存敬意。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在北戴河和一个朋友光着脚丫走在夜晚的海滩。海风凉爽，细沙抚摸着脚丫，还有那不着边际的夜海让我们呼吸轻松而有莫名的奢望。那天我们说到了西绪福斯，那个倒霉的神。他被判处把一块巨石不断地推上山顶，石头却一次次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上滚落下来。如此往返，徒而无功。

         然而， 当时，意气风发的我们却一致地认为西绪福斯应该是我们的悲剧英雄，理由是虽然无望，但他仍然在继续他机械重复而又无尽的工作，并有勇气一次次地将生活的巨石推向山顶。他教我们以否定神抵的命运将生活的巨石努力推向山顶，循环往复，永不停歇。

            如今想来，那时的想法如此荒诞，和满怀激情与正义刺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因为我已渐渐明白西绪福斯无疑受到的是这个世界最恶毒、最可怕的的惩罚：无用又无望的劳动。

          我现在可以这样说了。